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獨家 | 原副總理陶鑄之女陶斯亮:我是一個靠社保養老的“草根”

原標題:獨家 | 原副總理陶鑄之女陶斯亮:我是一個靠社保養老的“草根”

人物簡介:陶斯亮,國務院原副總理陶鑄之女,1941年4月出生于延安,1965年加入中國共産黨,畢業于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軍醫大學醫學專業,曾從醫20余年,先後供職于解放軍第七醫院、空軍總醫院。1987年來到中央統戰部,曾任中央統戰部六局副局長。1991年,離開中央統戰部,轉任中國醫學基金會副會長,開始從事慈善公益事業。同年來到中國市長協會擔任副秘書長,後任該協會副會長、秘書長。2014年卸任中國市長協會專職副會長之後,2016年3月創立北京愛爾公益基金會,擔任創會會長。

從事慈善公益事業28年來,她先後發起“智力工程”、東鄉扶貧助學行動、“世界從此歡聲笑語”中國項目,“向日葵計劃”等多個慈善項目,累計幫助四萬余名貧困聽障人士重回有聲世界;累計救助400余名腦癱患者。

圖爲2017年,陶斯亮在甘肅東鄉慰問孩子們。

從事慈善公益事業28年的陶斯亮,最近進入了一個新的慈善公益領域——孤獨症兒童救助,“能搶救一個孩子是一個孩子”,近日接受“政事兒”專訪時,她說。雖然28年來,救助了大量貧困聽障人士、腦癱患兒,不過,她對自己的表現評價並不高,“60分吧,剛及格。我覺得跟大慈善家比,我的作用還是太小了,能及格就已經很不錯了”。

談孤獨症兒童救助

“能夠搶救一個孩子是一個孩子”

政事兒:您創立的北京愛爾公益基金會,剛在甘肅搞了一個有關孤獨症兒童的慈善項目。爲什麽關注到孤獨症兒童這個群體?

陶斯亮:來自《中國孤獨症教育康複行業發展狀況報告》顯示,國內0到6歲兒童孤獨症及孤獨症譜系障礙患病率1.53%,孤獨症患者已超1000萬,0到14歲的兒童患病者達200余萬。而且,發病率越來越高,每年新增孤獨症兒童超過16萬,這遠遠超過了其他疾病的發病率,比如聽力障礙,現在聽力障礙每年新增三四萬患者。

所以說,孤獨症兒童已經是一個比較突出的社會問題,誰家裏有一個孤獨症兒童,這個家庭就暗無天日了。每年新增這麽多孤獨症兒童,如果這些孩子不能得到及時救助,就無法融入社會,最終成爲社會的負擔。而且,很多超級天才、有特別天賦的孩子,其實也在這個群體中,比如電影《美麗心靈》中男主角的原型、數學家約翰·納什,也是一個孤獨症患者。現在國家也很重視孤獨症,我們覺得,我們這些民間公益組織可以先行動起來,先做一些基礎性工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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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事兒:救助孤獨症兒童,難度是不是很大?打算怎麽做?

陶斯亮:難度非常大。我們做了很多調查,孤獨症雖然是一種病,但是跟腦癱等其他殘疾不同,到目前爲止,孤獨症的病因還不清楚,也沒有特效治療方法,並不是依靠藥物等醫療手段能解決的,比如患有孤獨症的孩子不能讓他住院,越住院越不行。那麽怎麽辦?只能依靠心理的康複治療以及教育手段,通過這些方法,能夠搶救一個孩子是一個孩子。

所以孤獨症的治療需要跨很多個部門,比如診斷需要醫療機構來;康複過程需要在殘聯系統;進入到融合階段,就要到幼兒園或小學,也就進入了教育系統。我們經常說,不能九龍治水。孤獨症的治療更是如此,“九龍治水”特別不利于孤獨症需要的跨多部門治療。

其實,現在孤獨症治療領域,專家資源並不少,一些專家的研究已經取得了不錯的進展;殘聯系統的康複大樓,一個比一個漂亮,設施齊全,而且只要進入到殘聯系統的康複中心,就可以享受到國家的補助。這樣看來,孤獨症的治療雖然跨很多個部門,可是資金、人員、場地等硬件都不算少,這些硬件就像一顆一顆珍珠,擺在那裏,就需要一根線把它們穿成一條項鏈。

我們現在想做的就是這樣的事情,希望建成一個孤獨症治療的平台,把有關孤獨症治療的各個部門,政府機構、民間機構都放在平台上,大家互通有無,這樣才能根本上改變孤獨症治療的局面。我們籌備了一年多時間,前不久在甘肅啓動了“愛爾啓明星工程”,想在甘肅做一個樣板出來。

圖爲2018年在朱德紅軍小學,小朋友帶著陶斯亮參觀校園。

政事兒:第一步想做什麽?

陶斯亮:孤獨症防治9個字——早發現,早診斷,早治療。現在大多數患兒都是上了幼兒園以後才被發現的,因爲孩子根本不能跟其他小朋友相處。對于孤獨症防治來說,5歲以後才發現,已經有些晚了,康複效果會大打折扣。其實,孩子0到3歲已經顯露出一些明顯特征,比如叫名字沒反應,過分安靜,回避目光,不模仿大人的行爲,反複搖頭或用頭撞床等等。孤獨症防治,年齡越小,幹預效果越好。

所以第一步,我們想做的就是“早發現”,比如讓孩子1歲半就開始接受專業康複訓練,這樣效果肯定好于孩子上幼兒園以後才發現異常。我們准備幫助甘肅的醫院跟北京大學第六醫院對接,北京大學第六醫院是國內孤獨症治療最權威的機構之一,讓甘肅的小兒科醫生在北京大學第六醫院進修、培訓,提高甘肅的“早發現,早診斷”水平。邁出這樣的第一步應該不會很難,最起碼不會比救助腦癱患兒的難度更大。

談公益慈善經曆

“‘紅二代’老哥們兒姐們兒就是我的社會力量”

政事兒:爲什麽選擇慈善公益事業,最初的想法是什麽?

陶斯亮:我是學醫的,當了20年腎病科醫生。1987年,離開醫院來到統戰部工作。這次轉行,並不是我不喜歡當醫生了,也不是個人能力不行,當時我剛通過了副主任醫師的考核,而是因爲一些人事方面的因素。我對醫療事業始終情有獨鍾,非常眷戀醫生生涯,覺得自己離開醫院始終是一件很遺憾的事情,前不久還寫了一篇文章《忘了沒有,“希波克拉底誓言”》,回顧自己在空總實習的經曆,還發了一通議論。

正是因爲對醫生的眷戀,1991年從統戰部出來以後,我就加入了中國醫學基金會,覺得這個基金會跟醫學還是沾點邊的,從此開始從事慈善公益事業。在中國醫學基金會幹了十年,之後又到聽力醫學發展基金會,又做了10年。聽力醫學基金會的10年結束以後,我就和市長協會一道,創立了愛爾慈善基金,“愛爾”,爾就是你,就是愛你,不僅僅是對耳朵,而是一個泛慈善概念。也就是說,從1991年開始一直到現在,28年了,一直從事慈善公益事業,沒有中斷過,只是這中間經曆過不同的基金會。

在空軍總醫院當醫生時的陶斯亮

政事兒:28年來,您發起的多個慈善項目中,自己最滿意的是什麽?

陶斯亮:印象比較深的是在中國醫學基金會幹的“智力工程”。碘是微量元素,人的一生中一勺子碘就足夠了,但是如果沒有這一勺子碘,人腦發育就會受到嚴重影響,造成智商低下,大脖子病、克汀病都是因爲缺碘。上世紀90年代初,由于一些非法商人販賣非碘鹽,導致缺碘地區爆發了很嚴重的問題。我們當時調查發現,有7.2億人生活在缺碘地區,大脖子病、克汀病原本解放以後已經消除的差不多了,可是在缺碘地區死灰複燃,大脖子病患者達700萬人,克汀病患者有20萬人,10歲以下智障兒童有539萬。

我們發起了“智力工程”,主要做了兩個工作,一個是呼籲保留地方病防治辦公室,讓他們在地方病防治特別是解決碘缺乏問題中繼續發揮作用;一個是動員人大代表、政協委員和院士等專家學者,到缺碘地區調研考察。這些來自各行各業的官員、知識分子考察結束後,在人大、政協等場合多方呼籲,加速了“碘缺乏”問題的解決。

1994年10月,國務院頒布了《食鹽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條例》。雖然後來也出現了碘過高引發甲狀腺結節等問題,但是“智力工程”至少控制住了缺碘對我們民族素質的威脅,我們民族本來是一個非常聰明的民族,缺碘會導致我們民族的平均智商下降,所以我覺得“智力工程”很有意義。

政事兒:您原來說過,受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,您覺得做好事要低調,現在還這麽認爲嗎?

陶斯亮:本質上我不想高調,可是爲了慈善公益事業還是需要高調。我原來認爲,“低調行事”、“做好事不張揚”才符合中國人的行事規則。“小而美”曾是我對基金會建設的最高期許。現在我意識到,若想辦好慈善,首先要讓自己成爲一名社會活動家,一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,必須去影響、調動更多社會資源的支持。

這方面我受到了斯達克聽力基金會創始人、美國著名慈善家比爾·奧斯汀的影響。我與比爾·奧斯汀先生有合作,救助中國貧困聾啞人,到今年已經合作了8年。比爾·奧斯汀先生說,要做公益事業,必須成爲一名社會活動家,去動員社會方方面面的力量,動員的越多越好。他就經常動員體育明星、好萊塢明星等等,因爲這些明星能擴散、放大慈善效應。受他影響,我也開始轉變,在社會上變得比原來活躍。

2012年斯達克“世界從此歡聲笑語”中國(成都)項目(姚明左手側爲陶思亮)

不過,我也邀請不到多少明星,所以每次活動就找我的“紅二代”老哥們兒姐們兒,幫我站台,他們非常願意參加慈善公益活動,像李敏、劉愛琴、周秉德、陳偉力、董良翚、陳曉魯、肖凱、胡德華、胡木英,萬伯翺、謝飄、郭平英、郭庶英等老哥們兒姐們兒們,還有毛澤東外孫女孔東梅、朱德之孫朱和平、周恩來侄孫沈清、陳雲外孫女陳奕璇、耿飚之孫耿巍、肖勁光外孫李丹等等“小字輩”,都很願意幫我站台,我就把他們作爲我的社會力量。

政事兒:去年,在一些機構搞的評選中,您獲得了“2018年度公益人物”、“最具網絡人氣公益人物獎”等獎項,想到會獲獎,甚至成爲“網紅”嗎?

陶斯亮:我沒想到會獲獎,也根本不想做“網紅”。2012年,我當時還是全國政協委員,接受過新京報專訪,談反腐。之後新浪邀請我開通了博客,轉發了新京報的這篇專訪,反響很大,光評論就有30萬,嚇得我趕緊關了博客,我可不想當網紅。後來我又開通過一次博客,可是馬上就有三萬多人進來了,嚇得我又關掉了。去年入圍這些獎項的時候,我看到候選人裏有很多明星,我覺得怎麽能跟他們比呢?他們的粉絲就有幾千萬,所以根本沒想到會獲獎。

我想,可能是因爲做公益做了很多年,很多人知道我做了什麽,另外得益于這個資訊非常發達的時代,剛開始評選,很多家鄉的父老鄉親就知道了,得到了他們的支持。

政事兒:上世紀90年代以來,中國慈善公益事業發展很快,作爲親曆者,您最大的感受是什麽?

陶斯亮:最大的感受就是,中國殘聯的成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體現。我跟殘聯合作多年,感受很深,我常跟國外友人說,在中國,殘疾人的事業是由政府爲主導的,因爲有殘聯,能夠有效地組織病人、動員病人、救助病人。比如我們開展的貧困聾啞人救助,救助點一般都設在省會城市,在雲南,需要趕三天三夜路的孩子,也能在當地殘聯的幫助下,來到救助點佩戴上助聽器,這在一些國家是無法想象的,因爲他們的助殘事業主要依靠民間力量和志願者,所以救助效果常常事半功倍。跟我們合作的美國公益組織對中國殘聯的評價也非常高,用了“無與倫比”這四個字。

另外,1991年以來,中國慈善公益事業有幾個關鍵節點。一個節點就是慈善總會的成立。過去,慈善一度也被泛意識形態化,有人認爲“慈善”是資本主義虛僞的招牌,而社會主義的本質就含有“均貧富”的概念。所以過去我們很少提“慈善”二字。因此,慈善總會的成立有很大象征意義,是一個裏程碑事件。

另一個節點就是汶川地震。這之前民間慈善機構非常少,幾個大的慈善機構都屬于政府部門,由政府管理,還有財政撥款,某種程度上代表政府。汶川地震這場慘烈的災難,喚醒了中華民族心靈深處比金子更可貴的東西,上億人做出愛的行動,成爲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民間自發的大規模社會動員,所以2008年也被稱爲“草根慈善元年”,從此以後民間慈善機構蓬勃發展。

還有一個節點就是慈善法出台,說明國家對慈善事業的重視,慈善領域有法可依,也有了一個法律的靠山。

現在互聯網慈善蓬勃發展,這也是慈善事業的一個新的機遇,我們搞的腦癱患兒救助目前也在網上募款。動動手指頭就能捐款,我覺得這應該會成爲今後慈善公益事業的一個發展趨勢。

政事兒:對于中國慈善事業發展,有哪些建議?

陶斯亮:現在政府的慈善公益機構和民間慈善公益組織,享受的政策待遇還是有一些差別。政府的慈善公益機構代表國家,如果重大災難來臨,需要他們這些“國家隊”,在社會保障方面築起一道堤壩,所以政策待遇有差別,我們這些“草根隊”能理解支持。

不過,我覺得,是不是可以適當的放寬對民間公益組織的一些限制?比如我們的北京愛爾慈善基金會,因爲登記注冊地在北京,所以只能在北京搞募捐,即便在其他地區有能力募集到很多善款,也不被允許。我認爲,民間慈善公益組織發展到一定程度,一定不會局限在登記注冊地,一定要走向全國,所以放寬這方面的限制,是不是更有利于民間慈善公益組織的發展?

另外,政府慈善公益機構的優勢在于募款。非常具體的慈善項目,比如助聽、腦癱患兒救助等等,專門開展這類項目的專業的民間慈善公益組織更有優勢。所以我覺得,政府購買服務是一個很理想的模式,專業的事情交給專業機構來做。我們和北京紅十字會就有這樣的合作,北京紅會購買我們的服務,在京津冀地區救助貧困聾啞人、腦癱患兒。

政事兒:您已經年過七旬,據報道,有一年您暈厥了4次,甚至于把後事都安排好了,慈善公益工作的強度,身體吃得消嗎?

陶斯亮:我今年78歲,覺得現在的身體沒問題,完全吃得消,我比很多年輕人還能折騰,新疆啊西藏啊哪都跑,准備馬上去內蒙古。在內蒙古開展的聽力救助行動,今年是第八年了。前幾年身體是出現了一些狀況,可是跟慈善公益沒有關系。從事慈善公益事業只能讓我快樂,精神上有一種滿足感。

當然,具體項目實施過程中確實有難啃的硬骨頭,也會有壓力,不過總體上來說,做公益還是一件讓我愉快的事情。我跟基金會的其他同事說,因爲你做慈善,可能內心深處就有盞燈,你就會比較美好;因爲做了一些幫助別人的事,你會覺得快樂,心裏會很充實。這就是一種生活狀態。

政事兒:如果給自己的28余年公益之路打分,你會打多少分?

陶斯亮:60分吧,剛及格。比如跟大慈善家比,中國有很多大慈善家,作出了很大的貢獻,中國的30多億次網民們對慈善的作用未可限量。特別是那些尚過著清苦生活的知識分子,甚至拾荒爲生的草根民衆,他們節衣縮食,傾其所有,捐出畢生積蓄,他們是最高尚的人,他們才配打100分。跟這些人比,我的作用還是太小了,能及格就已經很不錯了。

談父輩影響

“不告而別的遺憾留在我內心深處,這個坎一直沒有過去”

政事兒:您在日記中談到,八路軍老戰士楊順清教會您與人相處的准則,是您選擇慈善公益的原始動力;父母則賦予了您堅定的信念,一生都有所追求。楊順清給您帶來了哪些影響?

陶斯亮:1945年初,父母奉命到湘贛粵一帶開辟新的抗日遊擊區。在日寇占領區發展新根據地,很艱險,是不能帶我去的。我被留在了延安保育院,交給楊順清照看。兩歲到九歲,是一個孩子最依戀父母的年齡,但在戰火紛飛的年代,父母對于我來說就是一個概念,看不到也摸不著,而楊叔叔是實實在在的存在,夏天他是一把爲我遮陽的大傘,冬天他是一盆給我溫暖的炭火。我覺得我這個人其實是楊叔叔塑造的。

2歲到9歲,是一個人心智開啓的階段,楊叔叔就是我這個階段的啓明星,他爲我奠定了做人做事最初的價值觀,將傳統文化中最優秀的部分——溫良恭儉讓,潛移默化地給了我,正是由于楊叔叔的精神浸潤,幾十年來我的心始終是柔軟的,始終堅持了善良和寬容。

孟子說,恻隱之心人皆有之,中國傳統文化都叫恻隱之心,這種恻隱之心,就是楊叔叔給我啓蒙的,恻隱之心也是我保留至今的。我覺得我們做慈善的人都有這種恻隱之心,說通俗點就是同情心。

政事兒:那麽父母賦予了您什麽信念呢?

陶斯亮:父母給我的信念,就是現在常說的不忘初心的信念,對社會主義的信仰。別人問我的信仰,我說我信仰社會主義,我的信仰沒變,不存在著初心忘不忘的問題。這個信仰,就是父母潛移默化給我的。我信仰的社會主義,就是人道的社會主義。我覺得馬克思提出這個理論,是因爲發現了社會的不公,發現了有剝削有壓迫,希望實現一個公平的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社會,他的初衷是非常人道的。

要說物質財富,父親沒有什麽東西留給我。他留給我的是一種力量,堅定的信仰,正直做人的准則,善良的品質和大是大非面前態度鮮明的性格和素養。

父親對我很疼愛,但是不嬌慣我,我沒考上高中那時候,學習不好,父親就堅決把我送到農場勞動去,也沒有說走一個後門,給我塞到哪個學校去,農場的勞動強度是相當大的。後來我考上了大學,上大學前夕,他拉著我的手,對我說,你看過《陳情表》嗎?我和你是相依爲命的父女,我對你沒有別的要求,就希望你將來成爲一個對國家有用的人,我對你就是這點要求。那時候天已經黑了,燈還沒有打開,我覺得父親對我的希望都在這個黃昏的沉寂中表達出來了。

1959年陶斯亮與父親陶鑄、母親曾志在廬山

政事兒:您最後一次見到父親,是什麽時候?

陶斯亮:文革開始後,1967年,我被分配到東北白城子工作,走之前,最後一次見我父親,可是當時並不知道,這會是我和他的訣別。父親當時已經被軟禁。我離開以後,也不能跟父親有任何聯系,只能跟我母親通信,但是信裏也不能提父親,如果提了,這封信可能就被沒收了。因爲我所有的信,都要經過審核,我很擔心給母親帶來麻煩。母親在信裏也不能提父親。所以父親的情況我一無所知。

1969年,我突然接到通知,允許我回京跟母親見一面,因爲母親也要離開北京了,疏散到粵北地區一個農村,隱名埋姓跟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。這是在白城子兩年多的時間裏,第一次給我放假,之前假都不准。跟母親見面後,我才知道,父親得了癌症,並發了肺炎,搶救過來在家裏住了一段時間,然後又複發,奄奄一息,可是卻被疏散到了合肥的305醫院。

我送母親去粵北,到廣州的時候,得到父親在合肥離世的消息。母親提出來,可不可以到合肥見他最後一面?得到的答複是“不可以”。我不敢當著他們的面哭,只能跑到廁所裏偷偷哭,還不能哭出聲音。父親被以“王河”的化名,火化了。直到9年以後,1978年,我們才找到他的骨灰,一直放在殡儀館的一個角落裏。

所以我跟父親度過的最後一段時光,就是1967年離開北京、到白城子工作之前。離開北京的那天,天剛亮我就起來了,在父親的房門前站了很久,但是我還是沒有敲門,沒有跟父親告別。我當時就怕自己又要哭得稀裏嘩啦的,想避開使人心碎的送別場面。當時以爲,總有機會再見到父親,父親當時年紀也不大,才50多歲。無論如何也沒想到,再也沒有機會了,所以我後悔終生,不告而別的遺憾留在我內心深處,這個坎一直沒有過去。

談退休

“我現在靠社保養老,是一個‘草根’、‘社會人’”

政事兒:您的人生幾經重要轉型,從一名醫生轉型成爲統戰部的副局級幹部;之後放棄公務員身份和副局級待遇,“轉行”到民間組織市長協會工作;後來又投身慈善公益事業,作出這些選擇,有沒有受到父輩的影響?

陶斯亮:我一直秉承父母給我的信仰,總覺得人應該有所追求,不能碌碌無爲,盡管做的是很平凡的事情,也要做些事情。轉行的時候沒想太多,現在回頭看,我的膽子挺大的。離開自己的專業到統戰部那年,我已經46歲了,一般人在這個年紀不會轉型,因爲在專業領域已經積累了相當的經驗了。現在想想,怎麽就義無反顧到統戰部去了?到了統戰部以後,我不是太適應,證明我不適合當官。從統戰部出來到市長協會,同時在中國醫學基金會兼職,開始接觸慈善公益,已經50歲了,這也夠驚險的,因爲女同志55歲就可以退休了,按理說,50歲跳槽轉型,都是兔子尾巴長不了的事情,可是沒有想到我在市長協會一幹幹了24年,一直到74歲才退。退下來又創辦了北京愛爾公益基金會。市長協會本來有三個事業編制,我們三個老同志都拿到了,退休以後可以進老幹局,享受跟公務員一樣的待遇。可是協會裏的年輕人都沒有編制,所以我們一個編制都沒要,全都參加社保。

政事兒:所以您現在領的是北京市城鄉居民基本養老金?

陶斯亮:是的,我現在拿的就是社會醫保,靠社保養老,是一個“草根”、“社會人”,我覺得也挺好的,因爲本來我就是一個普通的老百姓。

政事兒:您發表的文章,經常引起關注,比如1978年12月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《一封終于發出的信》,講述了一位女兒對含冤而逝的父親刻骨銘心的思念,感動了全中國。您喜愛寫作嗎?還有其他愛好嗎?比如體育、音樂?

陶斯亮:我原來就想學文科,讀中文系、新聞系或者曆史系。可是父親覺得這些太“虛”了,希望我學一些實際的“吃飯本領”,學一門手藝,鼓勵我讀醫學院。後來回想,正因爲父親替我選了醫學這個專業,文革中我才能一直呆在醫院裏,這在文革期間還是很不錯的。

雖然讀了醫學,但是我一直保留著對文學的愛好,所以有時候寫點東西。體育和音樂,我一點這方面的細胞都沒有,所以都是一般的喜歡,不像文學。我原來非常喜歡讀書,深受十八世紀、十九世紀世界名著的影響,看了太多那個時期的書,比如歐洲的,俄羅斯的,前蘇聯的。也讀過不少中國的革命小說,《紅岩》、《苦菜花》等。改革開放以後,雖然文學上有百家爭鳴,有各種流派,但是工作太忙了,而且看名著看多了,看現在的這些書有點看不下去了,但是重讀那些名著,也有些看不下去了,覺得離現在太遠了。

政事兒:對于老一輩革命家的後代,有一個稱呼是“紅二代”,您認可這種稱呼嗎?

陶斯亮:我原來不認可,爲什麽要弄一個標記呢?還有一種稱呼“紅三代”,我覺得這更沒必要了。可是有人跟我解釋說,“紅二代”是跟“官二代”區別,在“文革”中幾乎無一例外成爲“黑幫子女”,虛度年華,文革結束已經人到中年,重新起步,可是沒等實現自己的理想抱負就成了退休老人。從這個角度,我接受了“紅二代”這個稱呼。

我也覺得,“紅二代”只是精神上繼承了父輩的傳承,是精神貴族,物質上真的很清貧的。我的那些“紅二代”老哥們兒老姐們兒,就都像街頭大爺大媽一般,很樸實很親和。

現在不少“紅二代”都在做傳承紅色文化這件事,他們認爲有義務傳承父輩的精神遺産、紅色基因,成立了很多紅色文化組織,也搞了很多活動。這些活動我參加的比較少,因爲我一直很忙。我覺得,意識形態領域傳承紅色文化,這方面我雖然做的不多,但是我從事的慈善公益事業也是一種傳承,老一輩革命家之所以九死一生幹革命,不就是爲了讓老百姓能過上幸福的生活嗎?我今天做的事情,也是在傳承他們當年做的事情,用實際行動來傳承。

“政事兒”(微信ID:xjbzse)撰稿/王姝 圖片爲受訪者本人提供 校對吳興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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責任編輯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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